曾經有一段日子，我深深著迷於人類學，讀了一堆民族志，看了許多古靈精怪的儀式紀錄與習俗報導。我喜歡人類學不是出自獵奇的趣味，而是因為透過認識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可以反過來發現自己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其實是多麼地特別，對其他文化來講又是多麼地奇異。換句話說，人類學不只幫助我們瞭解陌生人，還可以讓我們站遠一點，發現自己何嘗也不是一個陌生人。不只對他人而言是陌生的，我們也不完全認識自己。我們吃飯為什麼要用筷子？進屋為什麼要脫鞋？這一切看在許多外國人眼裏固然是奇特的，要我們自己解釋清楚恐怕也不容易。
上年逝世於普林斯頓的克裏福·紀爾茲（CliffordGeertz）是我最崇敬的人類學家，一手開創了詮釋人類學這個流派，數十年來影響了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走向。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文章，是在去年某期的《紐約書評》雜誌，他評論賈德·戴蒙（JaredDiamond）的暢銷名著《大崩壞》，依然不脫本色，強調文化的重要遠遠超出許多科學家的想像。《大崩壞》的主旨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崩潰的一天，這個崩潰可能是由天災引起，也可能是它的存活方式耗盡了它所需要的自然資源。總之，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早地調整自己，就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衰敗。
紀爾茲的評論很簡單，就是一個社會能不能配合環境的變化去調適自我，還得看它怎麼認知自然環境中的災害。比如說同樣是旱災，一個社會可能會覺得是族人犯罪冒犯了天意，一個社會可能會認為這是惡鬼作祟的結果，不同的社會因此有不同的方法去應對旱災。假如某個社會把旱災歸因於山神發怒，因此不敢再上山砍林，說不定就能因此保存水土，消災解難。為什麼簡單自然如旱災，大家的認知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呢？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了。
而文化的作用，紀爾茲在其經典《文化的詮釋》（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s）有個很直接的說法：“它把意義加諸於世界，使得世界可以被理解”。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？“它是一套承襲而來的概念構成的系統，這個系統以象徵的形式表達出來。人類透過這套象徵系統可以溝通、保持和發展關於生命的態度與知識”。人類學家要做的就是去把不同文化的象徵系統解讀出來，使大家可以認識不同的文化。
說易行難，今天的世界有多少問題源自於人類的互不理解呢？九·一一前後，紀爾茲發現在這個所謂文明衝突的時代，要以對話代替對抗，用同情深入的理解取代由無知而來的偏見，人類學家可說是責無旁貸。所以近年他很努力地想要探討眾多的族群怎樣可以在現代世界共存，可惜他的工作沒有完成。
其實紀爾茲自己也明白，完全地理解異文化是不可能的。在《地方知識》（LocalKnowledge）這部論文集，紀爾茲坦白告訴我們人類學家沒有神奇的能力，不可能把自己完全變成某個部族的巫師，再回過頭來用很精確的語言去向自己的同族描述那個部族的世界觀。我們很難變成另一種人，然後再找出不同的人群有哪些共同的地方。事實上，紀爾茲根本懷疑任何超文化原則與普遍社會規律的存在。我們只能在異文化之間來回跳躍，既遠且近。但是，只要我們也學會用一種遙遠的距離和新鮮的眼光看自己，我們就會明白自己不是唯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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